柏杨: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,他若成功历史将改写
他废去皇室的呼池苑,改设安民县,迁移穷人去住。沿途饮食以及到达之后所需的田宅、器具、耕牛、种子等,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;
他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五个里,共二百个廉租房小区,供贫民居住;
他下令各地兴建学校,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;
他下令对老人、儿童不加刑罚,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;
......
他就是王莽!!
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。——胡适
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。——柏杨
王莽的失败,使人惋惜,如果他能成功,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。——史学家邓广铭
王莽
两千年来,围绕王莽所作所为,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,争讼不休,闹得脸红脖子粗。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,“乱臣贼子”不绝于耳。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,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《王莽篡位》讥刺袁世凯,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,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正统观念的影响。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,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。
王莽
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?
贵族里的孤寒
公元前45年,古罗马恺撒大帝经过东征西杀,摆平了战场上所有对手,凯旋罗马。此际,他的声誉达到顶峰。罗马元老院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恺撒以战利品的形式,给他的士兵分配了土地和金钱。其中土地分配尤为引人注目。因为长期以来,罗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为了解决土地过度兼并问题,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,这和王莽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。
这一年,正是中国西汉汉元帝初元四年,王莽出生。
王莽生在一个显贵的外戚家族。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皇后,但不受宠。王莽14岁的时候,元帝去世,王政君的儿子刘骜继位,是为汉成帝。王政君成为皇太后,王家立马显赫起来。成帝登基没几个月,王莽的五个叔叔就在同一天被封为侯(仅次于王的贵族爵位),此事打破历朝纪录。“五侯之家”权倾朝野,位极人臣,腐败丛生。《资治通鉴》说:“尚书、九卿、州牧、郡守皆出其门。”王家子弟个个作威作福,盛气凌人。
汉元帝时期王昭君
但王莽却例外。他父亲王曼很早就去世了。孤儿寡母,没有享受到封侯待遇。王莽一家在王氏家族中被边缘化了。
一位作家曾略带浪漫地描写了王莽幼年的困境:
一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,站在墙角,因为大司马(总理级)王凤家门口已被拜年的车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大约过了半个时辰,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。篮子里是一份贺礼:一坛宛城名酒。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,孩子钻到守门人面前:“我叫王莽,是大司马的亲侄子。”守门人打量打量这个孩子,不屑地说:“是吗?大司马没空见你!”“我真是大司马的侄子!去年过年我也来送礼,那时看门的不是你。”说着举起篮子。守门人看了看篮子,哈哈大笑:“说瞎话不带脸红,你有事以后再来吧!”孩子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,“啪”地把篮子摔在地上,一转身跑了。
王门新秀
一个有志气的孩子,如果遭到歧视和压迫,更能激发他拼搏上进的竞争欲望,王莽正是如此。
像所有的单亲妈妈一样,王莽的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。母亲把王莽送到著名学者陈参门下学习儒家经典,她要王莽争口气,在学业上出人头地。王莽果然不负母望,小小年纪,就抑制着贪玩的冲动,勤奋钻研,在佶屈聱牙的文字迷宫中苦苦探寻,一点一滴增加理解。他对母亲至为孝顺,对同学和朋友出手慷慨,对老师十分尊重。每次去见老师,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更衣,带上礼品。路上碰到对面来的人,他也常常躬身礼让。王莽周围的人无不夸赞这个懂事的孩子。老师和同学们也一致认为,王莽是“克己复礼”的模范人物。与他那些骄奢淫逸、飞扬跋扈的表兄弟们相比,王莽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备受瞩目。
汉成帝时期
成帝阳朔三年(前22),大司马王凤病重,偏瘫在床。王莽的表兄弟们不得不来探望,但往往站一站就走,弄得王凤心里发凉。王莽就不然,他代替了护士和仆人,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,还替王凤尝药,“乱首垢面,不解衣带连月。”王凤见状,大为感动和愧疚。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的侄子竟对自己如此尽孝,即使《孝经》里的古人复出,也不过如此。弥留之际,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皇太后王政君和汉成帝。王政君和汉成帝也早就风闻王莽卓尔不群,于是封王莽为黄门郎(随侍皇帝左右的秘书类小官),不久升为射声校尉(首都警卫部队特警支队领导人。射声,表示闻声而射则命中),此时王莽23岁。
王莽精通儒家典籍,学问渊博,对人谦恭有礼,并且廉洁自律,处事公道。他的表兄弟则四处封官许愿,乌烟瘴气。朝廷官员提起王莽,有口皆碑。老谋深算的王政君看出王莽是王氏家族真正有出息的新一代,心中暗喜王氏后继有人。
成帝永始元年(前16),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上书,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,这是为王莽讨封。当时朝中的大名士金涉、陈汤也上书颂扬王莽。于是,王莽被封为新都侯,封邑一千五百户,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(随时出入皇宫,参与决策的部长级官员)。
王莽官做大了,却更加谦逊,他把封地上的贡赋都拿来资助穷困的儒生和名士,把家里的车马、衣服也都送给需要的朋友,弄得“家无所余”。同时,他通宵达旦全力投入工作,不仅效率很高,一举一动也都符合儒家标准。对王莽这些作为,朝臣交口称赞,太后和皇帝也都庆幸选对了人,不断委以重任。此时王莽的声誉已经高过了他的叔叔们。
成帝绥和元年(前8),37岁的王莽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,成为大司马。汉成帝末年(前7),大司马的地位超过丞相,成为皇帝之下第一人。
史书上说,王莽担任大司马之后,“克己不倦”,更加节俭。他的母亲病了,达官贵人前去看望。出来接待客人的一个女子穿着粗布衣服,贵客们都以为这是王家的佣人,介绍之后才知道竟然是王莽的夫人,一时引起轰动。王家的简朴作风立即传遍长安,那些穷奢极欲的贵族人家不得不收敛了一些。
仕途重挫
王莽担任大司马之际,面临两个社会焦点。
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。贵族、官僚、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,成为大土地所有者。这个问题西汉初期就已经产生,丞相萧何就曾以极低的价钱强买关中民田,是为早期兼并。汉武帝时,董仲舒说: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。”到成帝、哀帝的西汉末年,土地兼并更是发展到疯狂地步。汉哀帝一次就赏赐给宠臣董贤二十万亩土地。
土地兼并的结果,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,或横死道旁,或沦为奴隶,或铤而走险。
第二个问题是残存的奴隶制过于残酷。西汉还有生产性奴隶和非生产性奴隶。奴隶命运至为悲惨。《资治通鉴》载王莽的话说:“置奴婢之市,与牛马同栏。”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。当时奴隶的主要来源是失地农民。《汉书.成帝纪》说,失去土地的农民“饥饿而死,死又不葬,为犬猪所食,人至相食。”不卖身为奴,怎么办呢?《汉书.贡禹传》说,贵族之家,连狗和马都因为吃得太多,“苦其太肥”,必须“日步作之”。天天牵出去溜达,以免影响秀美。人不如犬马之凄惨,可见一斑。
汉书.成帝纪
这两大问题互相牵连,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,民众揭竿而起,烈火四处蔓延,王朝风雨飘摇。
当时的危险状况,从汉成帝一份诏书中可以看出端倪。在这份诏书中,成帝坦率承认现实极为严峻,已经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:“变异数见,岁比不登,仓廪空虚,百姓饥馑,流离道路,疾疫死者以万数,人至相食,盗贼并兴。”
王莽当然十分忧虑,但是他刚刚上任,还没来得及解决问题,就因成帝之死遭受挫折。
成帝绥和二年(前7)3月,45岁的成帝去世。成帝在位26年,无子,按预定方案,18岁的定陶王刘欣继位,是为汉哀帝。
哀帝上台,大搞自己的裙带关系,祖母娘家的人、母亲娘家的人,很多都封了大官。哀帝还把自己的祖母傅氏封为恭皇太后,与王政君并尊。在宴会时,傅太后座位与王太后座位平等摆放。王莽大怒:傅太后出身不正,怎么能与至尊的王太后并排坐?立刻命令搬走傅太后的座位。傅太后咽不下这口气,拒绝出席宴会,结果王莽被罢官,回封地南阳闲居。
哀帝当政不久,几个有眼光的大臣如丞相孔光、大司空(副丞相)何武、左将军、领尚书事(高级将领兼皇室办公厅主任)师丹试图解决两大社会问题,提出建议说,要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隶的数量。诸王、列侯、公主占的田应该有个限度。关内侯、官吏和民间富人占田不许超过三十顷。诸侯王的奴婢不超过二百人,列侯、公主的奴婢不超过一百人,关内侯、官吏和民间富人的奴婢不超过三十人。
哀帝刚当政,他的亲属及宠臣正要抢田占田,于是批示说,过一段时间再议吧,自然就没有下文了。这就是西汉历史上胎死腹中的“限田之议”。
儿子为奴隶偿命
哀帝爱上了一个叫董贤的帅哥,两人搞起了同性恋,形影不离。一次睡午觉,董贤的身子压住了哀帝的衣袖。哀帝醒了,为了不惊动董贤,自己把袖子割断了轻轻起床。哀帝还封22岁的董贤为大司马,并且一度想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。
哀帝胡来,西汉的衰败与混乱更加严重,有识者都觉得大汉王朝的终结为期不远了。不过,值得一提的是,哀帝时的博士弟子受西域大月氏的使者伊存口授佛经,中国知道佛经自此开始。中国经学界著名的古文今文之争,也从哀帝时开始。
逼杀王获
王莽隐居期间,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,对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冲击。他的二儿子王获,因事一怒之下打死了一个奴隶。这在贵族之家本属平常,王莽却不这样看,他认为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。经过痛苦思考,王莽命令王获自杀以赎罪。
王获贵为皇帝外戚,怎能为一个奴隶偿命呢?经过几天争执,王获终于拗不过,自杀了。这件事击中了当时的社会焦点,消息四处流传,王莽此举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和好评。不少奴隶也因此提升了安全感。
哀帝元寿元年(前2)正月初一,发生日食,哀帝惊恐。大臣们说这是因为错待王莽,上天降罚。哀帝无奈,只好以伺候王政君为名,让王莽回到京师。
王莽的“社会主义”
哀帝元寿二年(前1),25岁的哀帝突然去世。此前他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亲丁皇后都已去世。王政君又成为最高权威,她立即恢复了王莽的大司马职务。
王莽复职后干的第一件事是罢免董贤,并选立中山孝王9岁的儿子即位,是为汉平帝。王莽命令平帝的亲属一律不许进入京城,以杜绝新的外戚之患。接着,他把傅、丁两氏外戚全部赶出京城。王莽复出执政,得到全社会欢呼,臣民们觉得汉朝振兴有望了。这一年,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,实际总理国政。
平帝元始二年,旱灾蝗灾并发。王莽带头捐款一百万钱,捐地三十顷,救助穷人。二百三十个贵族跟进,捐出大批粮食、土地,分给弱势群体。民众捕蝗虫,按多少给钱。全国无灾地区凡是财产不满两万钱、受灾地区财产不满一万钱的贫民,免交租税。发生病害的地方,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。一家死六人以上给葬钱五千,四人以上给三千,两人以上给两千。
王莽废去皇室的呼池苑,改设安民县,迁移穷人去住。沿途饮食以及到达之后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,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。
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五个里共二百个廉租房小区,供贫民居住。建设重点开始向民生倾斜。
王莽努力解决教育难题,扩大太学招生,太学生数量破纪录地超过一万人。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,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。
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,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一万间房子,成立了不少研究所。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,都被召到京师做研究,前后来了千把人,每天讨论儒家学问。
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,根据《周礼》精神,重订车服制度,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、住房、器用、婚丧式样,接着又下令对老人、儿童不加刑罚,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等。
一时之间,社会风气大为好转。逢到灾害,王莽自动吃素,并赦免囚徒。
这些改进或改革措施,大概就属于胡适所说的“社会主义”。
胡适
平帝十二岁时讨论结婚,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,不肯离去,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,以王莽之女为国母,别的女子完全丧失竞争力。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,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两万五千六百顷土地,王莽都退回了。聘皇后的礼金两亿钱,王莽接受六千三百万钱,其中四千三百万钱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,剩下的钱大部分孝敬王政君使用。
众大臣感念至深,先是提议把新野、召陵、新息、黄邮聚等四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(王莽退掉了新野、召陵、新息三个地方),接着又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(高于所有诸侯王公之上的职务官名,为西汉末年新创),后又奏请加封王莽九锡(自古以来视为最尊贵的九种物品,如最高级的车马、衣服、弓矢、乐器、仪仗队、武装卫队、天子祭祀天地用的酒、朱红大门、能罩住台阶的屋檐等,只有新皇帝登基才用)。
加封九锡意味着地位离皇帝不远了。
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传出,朝廷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,恳请王莽接受封地。有人统计,当时全国人口五千万左右,以明朝识字率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计算(北京大学研究成果),汉朝识字者最多两百万人左右。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四十八万多人,这里几乎所有能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运动。
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,王莽的支持率当在百分之九十九左右。高层官员当中,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九百零二人,几乎百分之百。
民选皇帝
平帝元始五年,汉王朝为王莽加封九锡。一个推举王莽代替刘氏当皇帝的运动开始兴起。为什么无能的刘氏后人永远坐江山,而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当皇帝呢?当时绝大多数臣民一致认定,只有王莽才能让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强壮起来。
地球气候也在帮助王莽。王莽执政之前的几十年,夏天降霜,冬天打雷,地震陨石,日食月食,灾异频频发生。老天爷弄神弄鬼,忙得不可开交。
时在远古,每逢“诡异”,总不免有人添油加醋,口口相传,闹得气氛十分紧张。可是王莽上台之后,灾异大为减少,人们舒了一口气。与此同时,“祥瑞”“神迹”却接二连三出现了。
元始元年,就有南越人进贡白雉。儒生们一查《尚书》的记载,周朝时候,越裳氏曾向周成王进贡白雉。此时白雉重现,显然是“周成白雉之瑞”。
白雉
公元5年12月,14岁的汉平帝去世。同月,长安附近一口井里发现一块白石,上面刻有红色文字: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”。
王政君即刻下诏让王莽摄政,朝臣称之为摄皇帝(摄即代理之意,摄皇帝为代理国政),又有人称他为“假皇帝”。公元6年(王莽居摄元年)3月,王政君宣布,立汉宣帝玄孙、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。
王莽当了摄皇帝之后,一个最基层的官员——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向朝廷报告说,他梦见了“天公”。“天公”在梦中告诉这个亭长,“摄皇帝当为真”。为了表示灵验,“天公”还说,早晨醒来,将会看见亭中有一口新井。亭长早晨起来跑到亭中一看,原来的平地上果然出现了一口新的深井。
与此同时,全国各地络绎不绝给京师送来载有“天命”信息的奇石铜符。这些信息的内容,都是王莽应该即位称帝。在诸多“神迹”面前,王莽却是一个劲推辞。形势演变到了非常迫人的地步:他越推辞,臣民就越急;他越展示出无私,臣民就越狂热。全国推举他做皇帝的势头已经汇成汹涌大潮,“祥瑞”和“神迹”每天都大量出现。臣民们也每天都在引起议论和催促,不容王莽后退。历史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记载:王莽前往未央宫观看各地送来的奇石时,突然天风大作,烟雾弥漫。雾散之后,石头前面出现了帛图:“天告帝符,献者封侯。承天命,用神令。”
王莽居摄三年11月,一个叫哀章的人向朝廷进献了分别放在两个铜盒里的“天帝”和“赤帝”降下的“符命”,“符命”的内容是王莽该当皇帝。
到了这个时候,王莽终于顾不得王政君的劝阻,在这个月即位当了真皇帝,改国号为“新”。王莽废掉刘婴的皇太子名号,封他为定安公,赐给他一块方圆百里的地方,把汉朝的宗庙放在那里。西汉214年历史就此画上句号。
有研究者说,王莽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民选皇帝,此话有理。王莽当皇帝之后,当时的学界领袖扬雄写了一篇《剧秦美新》献给王莽,说王莽“配五帝、冠三王”,“奉若天命”。
扬雄
有些学者认为,这些“祥瑞”不过是王莽自导自演的“劝进”丑剧罢了,益发暴露出王莽的“篡位”野心,诸多东汉学者就说这是王莽命令地方官搞的阴谋。其实,就当时形势来看,更大的可能是各地臣民主动所为。这里既有拍马屁成分,又有进献者获益的盘算,也有真心的期盼。不妨说,前者正是利用了弥漫全社会的真心期盼。这种期盼是哪里来的呢?是长期以来王莽的所作所为激发的社会心理。
在历史上,一些宗教创始者或改革者,大都有一个伟岸的人格。信仰他们的人,为他们的人格所折服,常常把他们的弱点忽略了,遗忘了。比如一些人看见大海汪洋的气魄,就情不自禁赞美起来。在那个时刻,他们没有想到海里什么肮脏的东西都有,这海水也不能饮用。在西汉末年那种颓废沉闷马上要完蛋的时候,看看大海还是十分必要的心理调适。臣民们会被大海的宏阔壮观所荡击,从而产生出一种期盼。这种期盼如能实现,那些沉闷自然就会被荡到乌有之乡去了。
这是王莽的作为和臣民期盼之间的互动。所以邓广铭说,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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