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杨宙

头图|ARTION

蒲公英中学图|视觉中国

1

十月下旬的一个夜晚，河南开封。19岁的宋浩蜷着腿坐在操场边上，想起了4年前一个满是橘红色的下午。在700公里外的北京。

那时他在北京的蒲公英中学读书。北京的秋天正是最美的季节，校园里的柿子熟了。上初二的他们跑到操场边的大树下，打下一个个红扑扑的柿子，分给一旁翘首期盼的同学们。那是他生命中至今最开心的时光。

与这所学校里的500多个学生命运相似。宋浩从小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，在不同城市间辗转，最后来到北京城边缘的南五环。他进入了蒲公英中学就读，那是北京唯一一所五证齐全的打工子弟中学。在这所提倡素质教育的公益中学里，他们与外国志愿者做游戏、跟着摇滚乐队学音乐，度过自由美好的初中生活。
 

外国志愿者与学生活动图/ 蒲公英中学微博
 

当时身处其中的他们没有意识到，一个看不见的倒计时沙漏正悬在他们身后。时间一到，各散天涯。与他同届的一百多个同学，有的回到了河南、安徽、山东等老家上学，有的来到了北京边上的河北县城，有的留在北京上了职高技校，也有人直接跨入了社会。

在北京，宋浩与其他40多万的孩子，被称为“随迁子女”或“城市化的孩子”。他们的父辈无处不在，在绿化带、在摩天大楼的工地、在快递与外卖小哥飞驰的电动车上，在城市运转的每一个角落里。

那个“倒计时”源于户籍与学籍制度下，大城市留给他们狭窄的升学通道。在北京参加中考，他们只能选择职高或技校，不能升入普通高中。

我们寻迹三年前的这一届蒲公英中学的毕业学生，试着探寻他们身上集中的学生户籍制度与中高考政策交织下的困境、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辩。他们早在15、16岁的年纪，就面临着人生的抉择，然而命运却不由他们自己掌控。

2

宋浩在初三的最后半学期离开了北京，坐着大巴车回到了老家河南郸城。当时那里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，施工道路随处可见，给整个县城罩了灰蒙蒙的纱。

在郸城的街道上，多走几步常会看到两三所小学与中学。作为中国高考人口第一大省，河南平均每年有将近80多万考生参加高考，相当于北京的十几倍。与之不匹配的，是省内高质量大学的稀缺。

宋浩来到郸城的高中后，首先面对的是一个108个学生的班级，课桌椅从黑板一直排到后墙，密密麻麻。再加上桌子上堆满的教材与平均每个学科两套的辅导书，置身于教室一如淹没在大海里。

因为人太多，除了几个名列前茅的学生，科任老师几乎叫不出其他学生的名字。于是，讲台上摆着两副写着学生姓名的扑克牌，刚好108张。上课时老师随机抽牌，点名提问学生。这是他在北京三四十人的班里学习时从未想象的景象。

另一位回到郸城上学的蒲公英毕业生张立派，现在在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（简称郸城一高）上高三。这所学校实行封闭式教学，被称为“河南的衡水中学”。

三年前，央视纪录片频道的一位编导曾经跟着张立派回郸城，拍下他在老家读书的情景。他对每日人物回忆，当时一进学校，就看到旋转的楼梯上，一圈圈的学生赶着时间，匆匆地往楼下跑。那时张立派学习紧迫，洗衣服时几乎没有一件是拧干了的。

这天下午，每日人物在郸城一高门口看到：成群结队的家长们等候在郸城一高的大门之外，通过大门的缝隙给孩子递上食物、饮料和各类物品。在学校两侧的外墙上，贴着长长的一列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肖像，今年一共考上了44人。其中两位学生的名字很醒目：龚博士、郭研博。

在郸城另一所允许家长进入的高中，中午下课时间，家长们提着餐盒在校门外做好了冲刺准备。12点整大门一拉开缝隙，他们便鱼贯而出，跑向了教室。在一间教室门口，一位女生把饭盒放在椅子上，蹲着吃饭，奶奶坐在一旁帮忙赶苍蝇。

教室四处贴着学生们自行创作的励志标语：“莫找借口失败，只找理由成功！”“人应该是竭尽所能，然后再听天由命！”……“相信自己，你能作茧自缚，就能破茧成蝶！”
 

郸城一所高中教室内的标语图/ 杨宙
 

在这里，高考的压力甚至一级级下延到刚刚步入校门的小学生。如果你问当地人，小学生的压力是不是小一些？放不放假？他们多半会对你嗤之以鼻。

3

一部分蒲公英毕业的学生通过父母在河北办理居住、就业等证明，到了北京周边的河北固安、涿州、廊坊等地就读高中。虽然河北也是高考人口大省，重点大学也很稀缺，但毕竟离北京近，每两周可以回到父母身边聚聚。

但不管如何，从相对自由、崇尚素质教育的蒲公英学校走出的学生，都会在命运分歧的第一步中遇到挫折与不适。
 

操场上的学生们图/ 蒲公英中学公众号

一位在蒲公英任教多年的老师对每日人物说，以往有很多毕业生回来交流。他们普遍的感受是：“我们的思想会更灵活一些，那些孩子会死板一些，但是他们的知识基础会更扎实。”

刚到固安一中就读时，孙瑞青发现：身边的很多同学早在初三毕业的暑假就学完了高中三年的化学。几次大考完，老师会用函数制成表格，用正负与零和标记一一显示学生的成绩与进步情况。在蒲公英时，孙瑞青常蝉联年级第一；在固安，她只能勉强排在中游。

“北京中考题简单，是个傻子都能考五百分。”同学这句话刺激了同入固安一中的蒲公英毕业生陈万云，让她感到深深的不自信与拘束感。从此她每天早上比河北的学生早起半个小时，冬天摸着夜路来到教室；中午不睡觉，晚上用手电筒打灯学习。要弥补的差距太大了。

2016年，蒲公英一共毕业了4个班，平均每个班只有20人左右。而这一届开学时，平均每个班是40人左右。其余的人大部分在初二、初三回到家乡或河北去就读。由于没有北京的户籍，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没有资格在北京就读公立高中。

有些独自回去，成为留守少年；有些由父亲或母亲陪伴，家庭从此分离。父母们明白，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挤高考这座独木桥，那么早离开北京一天，就多一分成功的希望。

追求梦想是无罪的。但如果你没有能力摆脱制度的引力，又回到原定的轨道上，那么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老家山东德州的王强在中考前最后两个月回到老家中考。他发现，自己和同学的差距是不可弥补的，甚至都不具备可比性。他看着在北京从未学过的政治课本束手无策，只考上了一所技校。

北京给了他梦想。在蒲公英中学的三年，学生们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中看到了人生的无数种可能。例如，学校有摄影兴趣小组，学生们拿着卡片相机在校园里拍各种各样的人与事物。由此，王强有了一个做摄影师的梦想。他想拿着相机穿梭在世界各地，拍各种各样美丽的风光。

这个梦想很容易就被父母斥为不切实际，破灭了。从那所技校毕业之后，18岁的他辗转在各个招聘市场。

4

坐在郸城108人教室里的宋浩，高二就从重点班滑落到了普通班。

他逐渐听不进老师讲课。在书本与试卷堆积出的群山之中，他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模式，看字幕刷完了一部部电影。

他开始整夜整夜地泡在网吧里，玩英雄联盟。有时候晚上到同学家寄居，回到学校写检讨，他也乐意。他羡慕那些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同学们，他心里开始埋怨自己的父母。

他时常想起过去在蒲公英中学的日子。他喜欢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小说，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白鹿原》、《生死疲劳》他翻过好几遍。而郸城学校的图书馆存书量少，还不能自行取阅。

在蒲公英，他们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，历史、地理、美术、毛笔、计算机，还有金融、架子鼓、吉他，甚至在一节课上，老师会把一辆摩托车拆卸组装，同学们津津有味地学习摩托车维修技能。
 

蒲公英中学兴趣小组活动图/ 网络
 

宋浩那时报名了地理小组。老师带领十几个同学，背诵各个国家的名称和首都，记录发生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事。他作为小导游，带着小组的同学来到天坛做地理调研，站在一群同学面前，给他们讲回音壁形成的原理。回到郸城之后，历史、地理都是按照书本讲解背诵，他对课堂的内容不再感兴趣。

蒲公英中学的教学理念，在学校内部也有争议。学校有大量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，每次受到各种企业、名人的捐助时，学生们都跑到操场上列队欢迎、献花；每个季度，老师都带着学生到长城、博物馆旅游参观。一些老师提出：这些孩子大多数都要回去继续应试教育，那我们这几年对他们进行素质教育，合适吗？

蒲公英中学拒绝了每日人物的采访。但它的教学理念，无疑影响了许多人。

“很多省份的题型出得比较差，还不如北京的活，北京重点考的是能力。”一位在蒲公英中学任教十几年的老师对每日人物说，如果他们能够在北京参加中考，学习是可以跟得上的。

“我们最后衡量一个人能力和价值的，还是出校门之后吧。”曾在蒲公英中学任教数年的王振华说。“如果说把这个问题放作长短线的话，这些学生最终都会归于社会之中。区别就在于，地方的孩子可能考了一本，我考了二本，但是时间再放长一点，你到社会、到大学的时候，蒲公英孩子的生存能力更强一些。”

尽管也“逃离”了北京，回到家乡任教，王振华至今都记得一件事：有学生问他，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？在图书馆没找到。他说这样吧，下次你语文考第一的话我就奖给你一本书。

“那时候我也有考虑过，‘考第一’这个指向是不是也有点……但是他其实不是为了考第一而奋斗的，而是为了这本书。后来他如愿地得到了一本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可能他当时看不懂这本书，但只要他以后会想起有这样一本书，什么时候想起来，他还能再去找到那本书读，我觉得这就已经成功了。只要他想读的话，人生的什么时间，都可以回来读嘛。”

5

带完这一届初三毕业后，赵晨光也离开了蒲公英，回到了老家河南，在一所初中任教。

作为在那部央视纪录片中出场的蒲公英中学初三年级主任，他至今仍有许多感慨：“我觉得不如说这是一种被迫的素质教育，学生没有出路啊！”

他曾经也是蒲公英中学提倡的素质教育理念的追随者。他极少在黑板上写板书。一节课上，他会用大部分的时间给学生们讲故事。学到鲁迅的课文，他会用幽默的形式把鲁迅的生平讲述一遍，到课上的最后几分钟才讲课本重点。课后，他会开设兴趣小组，讲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二十年目睹怪现状》，讲古代小说的渊源，带学生们编排话剧。

但几年下来，一次次的家访渐渐让他改变想法。

蒲公英中学学生的父母，大部分不是菜农，就是收破烂的、磨豆腐的、跑快递的、做家政的。他来到一个个学生的家，那多是20平米以内的一个平房，摆着双层的铁架子床。有些学生家里没有凳子，他坐在床上，床上积满了灰，“就好比你天天穿着鞋往床上蹦”。

家访时，他总是面对家长的一个问题：孩子能不能留在北京上初三、上高中？他只能告诉他们，不能。

蒲公英的教学质量其实算不上差。尽管很多学生入学时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，但经过三年的学习，提高很快。有时蒲公英中考的分数能超过大兴区的平均线，比一些公立学校还好。中考满分580分，有些孩子能考540分左右，考个大兴区的重点高中没问题。

10年前的2007年6月24日，蒲公英中学的80多名打工子弟学生参加了北京市的中考。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体外地考生在北京参加中考。但直到今日，非北京户籍的孩子在北京也无法参加高考。 图/ 视觉中国
 

然而，只要不能在北京高考，这些都无济于事。

他开始意识到，必须给学生们打好基础，尽早地回到老家跟上初中的学习。

他劝家长：“但凡有一点能力，有一点想法的话，你还是让孩子回家吧。”这让他成了学校里少有的异见者。

结果，他变成了一个严厉的人，训起学生打骂齐上。“成绩上不去，干啥都白搭；成绩上去了，你干啥都是道理。”

离开蒲公英回到家乡后，他每天五点半起床，盯着学生学习到晚上九点。

那一届蒲公英毕业的学生们，他也渐渐失去了联系，有时听到他们没能考上大学，他惋惜、叹气。

6

高考前一个月，在固安一中就读的孙瑞青收到了世界联合学院（UWC）的录取通知书。

今年9月，她来到香港，开始了两年的预科学习，跟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碰撞、交流。蒲公英中学毕业的背景，让她在报考这所每年学费29万元的学校时有一定帮助。两年后，她将申请国外的大学。

在蒲公英的毕业生之中，她可以算是最为幸运的极少数。学校平均三四年才能有一个这样的幸运儿。

像是某种与命运相关的隐喻。去年，孙瑞青曾在空间里写下《双城记》开头的一段英语：“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……”

一个同学看到，默默转发了一句：“我们一齐奔向天堂，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。”
 

小蒲公英的梦图/ 蒲公英中学微博
 

各自飘零天涯三年后，蒲公英的孩子们大多走上了命运给他们安排的原定方向。

同在固安一中就读的陈万云没有这样的幸运。她拼命追赶了同学三年，在学校的成绩还是中等，最后把希望寄托在河北师范大学上。孰料仍名落孙山，最后去了一所三本院校。

一位回到河南老家读了三年高中的女生，在填报志愿时，百度了一下“什么专业好就业”，在几个答案中挑选了“市场营销”，尽管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个专业之后将来要做什么。

在蒲公英时，宋浩常常期待每周一晚自习时播放的电影。他希望学个动漫设计的专业，以后兴许还能拍拍片子，做个导演。

现在，他在开封的一所专科学校上补习班，打算明年考这所学校的牙医专业。这也是他与父母妥协的结果。一位亲属劝他说，牙医赚的钱多，有保障。

“我一想到自己的孩子以后也跟我一样，就觉得不能这样下去。”宋浩说着，双手紧紧环住了曲起的膝盖。

他不敢想象自己闯出去的命运：继续在大城市做一个异乡人，然后他的孩子读完初中，像他一样不得不回到家乡……

在逼仄的现实面前，他越发怀念在北京的那三年美好时光。

在蒲公英中学的计算机室里，他们每人一台电脑。点开地球软件，能看见白天与黑夜中地球的变幻。他们点开各个国家的卫星云图，看北京、看上海、看纽约的夜空，看到那些美仑美奂的巨型城市，以及它们上空的光。

“那感觉真好。”他说。

来源：每日人物